您当前的位置是:百家随笔

胸襟博大 团结多数——周恩来与张冲

日期:2016-10-21 14:19:32

周恩来多次强调:要划一个大的圈子,把党外凡是能够争取的、能够和我们合作的人士团结在一起。他在长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中,不仅团结了大批进步人士,而且还团结了那些曾经有过“宿怨”、政治倾向和世界观与共产党完全不同的人,从而真正做到了团结多数。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得力干才张冲的交往,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。
张冲在30年代,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(“中统”前身)的总干事。在他的主谋下,上海《申报》等国内主要报纸相继刊出了所谓的《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》(“伍豪”是周恩来在白区工作时的化名),诬陷周恩来,企图借此蛊惑人心,制造混乱,瓦解中共组织。
“西安事变”后,张冲作为国民党代表团的主谈者开始与中共谈判,周恩来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。就周恩来与张冲的关系来说,既有公仇又有私怨。但面对民族危亡,周恩来捐弃前嫌,不咎既往,与张冲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,并进而通过张冲这个“桥梁”团结国民党与中共一道抗日。正如周恩来所说:“先生与我,并非无党见者,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,非私见私利可比,故无事不可谈通,无问题不可解决。先生与我,各以此自信,亦以此互信。”
周恩来正是本着这个原则,与张冲朝夕相处,共同谈论的主题都是团结抗日。周恩来说:“我识淮南(张冲)甚晚,西安事变后,始相往来,然自相识之日始,直至临终前四日,我与淮南往来何止二三百次,有时一日两三见,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,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。坚持国策,至死不移,”“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,且隶属两党,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,然由公谊而增友谊,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,绝未以一时恶化,疏其关系,更未以勤于往还,丧及党格。这种两党间相忍相重的精神,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。”每当遇到向题发生争执时。双方都能以“敌人所欲为者我不为,敌人所欲不为者我为之”的准则互相勉励,互相提醒,进而增进了信任,加强了友谊,为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
1937年5月下旬,张冲随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,参观考察了延安的机关、学校、工厂。延安军民在艰难困苦的生存条件下所表现的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,满腔热忱的敬业态度,勤奋踏实的工作作风和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,都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照,使得久居都市、沉浮宦海的张冲为之耳目一新。毛泽东在一周内四次会见考察团成员,阐述中共的抗日方针政策。中共领袖情真意切,光明磊落,使张冲深受教益。周恩来豁达大度,不记个人恩怨的博大胸怀,更使张冲十分感佩。事后,他悄悄告诉好友:“中国不会亡,民族大有希望,人民大有希望,这是我去陕北后亲自领略到的。”这说明,张冲的立场、世界观、思想感情、政治倾向与国民党顽固派已经有了明显差异。
此后,张冲为团结国共两党抗日做了不懈的努力。他与中共建立了秘密的电台联系,定时联络,沟通信息。他置顽固派的攻击陷害于不顾,多次真诚地给周恩来的工作以帮助。在重庆,几周恩来提出要见蒋介石,或蒋介石要见周恩来,张冲都代为转达和安排,并从中周旋。在顾问处常可听到周恩来打来的电话,而张冲接电话时通常总是用这样的话开始:“喂!我是淮南,你是恩来吗?”关系融洽由此可见一斑。一次,重庆都邮街发生了所谓“民众”捣毁苏联驻华使馆的事件,张冲即于大风大雨中陪伴周恩来在现场勘查,以保护中共代表的安全。1939年,张冲还大力协助周恩来到安徽、浙江等地视察慰问新四军并顺利返回延安。1941年1月“皖南事变”发生,国共两党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,张冲极力弥合这种裂痕,但不幸于1941年8月病逝。周恩来写了“安危谁与共?风雨忆同舟”的挽联,并参加了追悼会,在会上发表了历时20分钟的演讲,对张冲这样一位爱国志士给予了高度评价。